妻子升任乡长那天，我从省城开会回来，公文包里揣着一份红头文件，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拟任市委副书记，公示期从下周一开始。
推开家门的时候，她正坐在客厅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两杯茶，一杯冒着热气，一杯已经凉透了。客厅的灯只开了一盏，照在她脸上，一半明一半暗。她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藏青色毛衣，头发随意扎着，没有化妆，眼圈有些红。
我换了鞋，把公文包放在玄关的柜子上，走过去想握她的手。她躲开了。
“老陈，我们离婚吧。”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泪，但语气出奇地平静：“我说真的，离婚吧。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有几百只蜜蜂同时炸开了窝。公文包里的那份文件突然变得烫手起来。我想告诉她，我升了，市委副书记，副厅级，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她调到市里，我们可以不用再两地分居，可以给儿子更好的教育，可以……
可她说的却是离婚。
我没说话，在她对面坐下来，端起那杯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茶是苦的，苦得我皱起了眉。
“为什么？”
“你心里清楚。”
我清楚什么？我每天早出晚归，节假日几乎没有休息过，为的不就是这个家？前年她竞争副乡长的时候，是我托了老同学的关系帮她疏通，去年她竞争乡长，又是我想方设法给她铺路。她今天能坐稳这个位置，我不敢说全是我的功劳，但没有我，她至少要多熬三五年。
“我不清楚。”我把茶杯放回茶几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失望，有疲惫，还有一些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被什么东西磨平了棱角之后的麻木。她站起身，从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我面前。
“你看看吧。”
信封里是一沓照片，打印在普通A4纸上，像素不高，但足以看清内容。照片上是我和一个年轻女人，在省城的一家咖啡厅里，她递给我一个文件袋，我接过来，两个人的手指差点碰到一起。还有一张是我们一起从宾馆大堂走出来的画面，她走在我左边，距离不远不近，但角度选得刁钻，看起来像是并肩而行。
我认出来了，那个女孩叫周敏，是省里某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那次见面是谈一个项目审批的事，文件袋里装的是申报材料，宾馆大堂是会场，整个下午都有别人在场。可照片不会说话，它只呈现给你一个精心剪辑过的瞬间。
“谁给你的？”
“重要吗？”
“重要。”
她苦笑了一下：“重要？老陈，你觉得现在这个问题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已经让我变成了全县的笑话。你知道外面人怎么说我吗？说我能当上乡长，是靠老公在外面给人当孙子换来的。你知道我每次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是什么滋味吗？”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起伏，像是一条憋了太久的河终于决了堤。我看着她颤抖的肩膀，突然意识到那些照片不过是个引子，真正的问题，比我以为的要深得多。
那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凌晨两点。她说了很多，从我们结婚第一年开始，到她考公务员，到她第一次竞争上岗，到她当上副乡长之后我仍然事无巨细地替她安排。她说她受够了被我安排的人生，受够了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说她靠丈夫上位，更受够了我每次帮她之后那种“你不用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理所当然的表情。
“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想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上去？”她站在窗边，背对着我，声音已经哑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每次帮我，都是在告诉所有人，我不行，我得靠你？”
我没有想过。
或者说，我想过，但我以为她不会在意。
我以为所有夫妻都是这样，你帮我，我帮你，资源共享，共同进步。我以为她应该感激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一沓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照片当作借口，把我推得远远的。
可她的眼泪告诉我，她不是不在意，她是太在意了。
那天晚上她睡在儿子的房间，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从漆黑变成深蓝，再变成灰白。茶几上那沓照片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我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看到背面写了一行字，是她的笔迹，潦草得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老陈，我不恨你，我只是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天亮了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提离婚的事。她照常去乡里上班，我照常去市里开会。我们的生活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个屋檐下交错而过，却再也不碰触。儿子在寄宿学校读初中，周末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问他成绩怎么样、和同学相处得好不好。儿子什么都看不出来，依然嘻嘻哈哈地跟我们讲学校里的趣事。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那段时间我过得很浑噩。市委副书记的公示期顺利过了，任命文件正式下来那天，市里几个关系好的同事非要给我庆祝，我在酒桌上喝了很多，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副厅级，多少人一辈子都够不到的位置，我却觉得空落落的。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走出办公楼的时候，看到楼下停着一辆熟悉的车。车窗摇下来，是她的脸。她瘦了很多，颧骨都凸出来了，但眼睛比以前亮。
“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我坐进副驾驶，车里有淡淡的茉莉花香，是她一直用的那种车载香薰。一路上谁都没说话，到了小区楼下，她没有熄火，也没有下车的意思。
“我今天去市里开会了，”她看着前方，声音很平静，“组织部的老张找我谈话，说市里有一个副处级的岗位，问我愿不愿意去。是搞农村产业发展的，跟我现在做的工作对口。”
我愣了一下：“哪个岗位？”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分管乡村产业发展。”
这个岗位我知道，上周刚空出来，因为原任被调走了。按照常规，这个位置应该从局里内部提拔，或者从其他市直部门平调，从乡镇直接调上来的情况很少见。除非有人特意打了招呼。
“是你安排的吗？”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想过帮她调上来，但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事，就出了照片那一档子事。再说，以我现在的位置，反而要避嫌，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她从乡里调到市里来。
她看了我很久，像是在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话。然后她轻轻点了点头。
“那我去。”
“你决定了？”
“嗯。乡里的事我已经交代得差不多了。新乡长下个月到任，我正好可以交接。”
她说完这句话，把车熄了火，解开安全带，却没有立刻下车。她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着方向盘，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老陈，我去市里，是想重新开始。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那晚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缓和了一些。她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市里给了她一套周转房，不大，但足够她一个人住。儿子周末回来的时候，她会提前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做好了放在冰箱里。我有时候加班回来晚了，掀开锅盖，里面是热好的饭菜，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只有两个字：吃了。
她搬走那天是个周六，儿子在家。她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和一个纸箱，我帮她搬到楼下。儿子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嘴唇抿得紧紧的，什么都没说。
她蹲下来抱了抱儿子，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儿子点点头，眼眶红了，但还是没有哭。
车开走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儿子还站在单元门口，小小的身影被正午的阳光拉成一条长长的影子。
儿子上楼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饭才出来。我煮了两碗面，父子俩面对面坐着，谁都没有说话。吃到一半的时候，儿子突然放下筷子。
“爸，你们是不是要离婚？”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妈跟我说了，她说你们之间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不管怎么样，她永远是我妈，你永远是我爸。她说让我不要恨你们任何一个。”
儿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看着他那张和我有七分像的脸，突然觉得喉咙里堵得厉害。
“儿子，爸爸和妈妈……”
“你不用解释，”他打断我，“我都懂。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同学爸妈都离婚了，他们有的过得很好，有的过得很不好。我只希望你们不管怎么样，都好好的。”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了很久的烟。夜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初秋的凉意。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和她刚认识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那时候她还在镇上的农技站工作，我在县委办当秘书，两个人都穷得叮当响。约会就是骑着自行车去城郊的河边，她坐在后座上，手环着我的腰，风吹起她的头发，扫在我脖子上，痒痒的。
那时候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老陈，咱们以后要一起进步。”
后来我们确实一起进步了。我一步一步从县委办到市委办，再到省里挂职，回来之后提了副处，又提了正处，现在到了副厅。她呢，从农技站到乡镇，从办事员到副乡长到乡长，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可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她调来市里的那天我去接她，她说不用，自己开车过来的。我还是去了，站在农业农村局门口等她。她从车上下来，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职业装，头发挽得整整齐齐，和以前那个穿着毛衣窝在沙发里的女人判若两人。
“你怎么来了？”
“顺路。”
她看了我一眼，没拆穿我的谎话。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委办公楼隔了小半个城，一点都不顺路。
“走吧，”她拎起公文包，“一起吃饭？我请客。”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饭馆，点了三个菜，都是以前爱吃的。她吃得很慢，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吃。吃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说：“老陈，那照片的事，是我错怪你了。我后来找人查过，那个周敏确实只是工作关系。”
“你怎么查的？”
“你别管。反正我知道真相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宁愿那照片是真的，这样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为什么？”
“因为如果照片是真的，那问题就在你身上。可照片是假的，问题就在我身上了。”她苦笑了一下，“是我自己太敏感，太要强，又太没安全感。你帮我那么多，我一边享受你的帮助，一边又恨你帮我，恨自己不争气。那段时间我天天失眠，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别人背后说的话。我撑不住了，就把气撒在你头上。”
她说完这些，眼睛又红了。我递了一张纸巾过去，她接过来攥在手里，没有擦。
“你没有错，”我说，“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我一直觉得帮你是为你好，从来没问过你到底需不需要，到底想不想要。我总觉得我安排的就是最好的，可我忘了问你，你自己想要什么。”
她终于擦了擦眼睛，抬起头看着我，嘴角弯了弯：“老陈，你说咱们俩是不是挺傻的？”
“是挺傻的。”
“那怎么办？”
我想了想：“慢慢来吧。你现在不就在慢慢来吗？”
她调到市里的第一年特别忙，分管的工作多，加上她刚来不熟悉情况，几乎天天加班。有时候我路过农业农村局，会看到她的办公室亮着灯。我会把车停在路边，在车里坐一会儿，看着那盏灯，想起以前她当乡长的时候，我晚上开车去乡里看她，她的办公室也是亮着灯。
那时候我们会一起在乡政府食堂吃晚饭，她一边吃一边跟我说乡里的事，哪个村的饮水工程要修，哪家种植大户想扩大规模缺资金，哪个村干部和村民闹矛盾要调解。我听着，偶尔给她出出主意，她总是听得很认真，眼睛亮亮的。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不再跟我说这些了。
有一回我们因为儿子上补习班的事吵了一架，她说我不尊重她的意见，我说她不懂教育。吵到最后，她突然说了一句：“老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回了一句：“忙都忙死了，哪有时间说话。”
她说：“是啊，你忙，我也忙。我们都忙，忙到最后，连对方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句话后来在我脑子里回响了很多次。我忙，她也忙，我们都在往前跑，可我们跑的方向不一样。我跑的是仕途，跑的是级别，跑的是别人眼里的风光。她跑的是自己，跑的是证明自己，跑的是不想被我的影子盖住。
我们都跑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对方一眼。
儿子中考那年，我们俩都请了假，一起陪考。三天考试，我们在考场外面等了三天。第一天她带了自己做的绿豆汤，装在保温壶里，还有两个杯子。我们并排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她倒了两杯绿豆汤，一杯递给我。
“喝点吧，解暑。”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还是以前的味道，不太甜，有淡淡的陈皮香。她一直记得我喜欢放陈皮。
“儿子进去之前跟我说，让我们别紧张，他没问题。”她看着考场大门，嘴角带着笑，“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
“有可能。这小子比他爸强。”
“比你也比我强。我们俩当年高考的时候，可没这么淡定。”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儿子小时候聊到他上小学，从第一次家长会聊到他偷偷养死的那只小乌龟。那些记忆像是一本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相册，翻开来，里面全是细碎的光。
第二天考完数学，儿子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我们都没问考得怎么样，带他去吃了顿好的。吃饭的时候儿子突然说：“爸，妈，你们最近是不是好点了？”
我和她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我觉得你们比以前好了。以前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怎么说话。现在你们能一起笑了。”
儿子低着头扒饭，声音闷闷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分居了。妈搬走那天我就知道了。我没说，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想让我知道。可是你们是我爸妈，你们好不好，我感觉得到。”
她放下筷子，走过去坐在儿子旁边，伸手揽住他的肩膀。儿子扭了一下，没挣开，就由着她抱着。我坐在对面看着他们娘俩，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像冻了一整个冬天的河面，听到了春天来临的声音。
成绩出来那天，儿子考得不错，全市前五十名，能上市里最好的高中。我们一家三口去外面吃了顿大餐，儿子点了他一直想吃但嫌贵没舍得点的那道菜，吃得满嘴油光。她在旁边笑他，说你这个吃相以后怎么找女朋友。
儿子嘴里塞着菜，含糊不清地说：“找女朋友干嘛，烦死了，你们俩就够我烦的了。”
她笑得更大声了，伸手去拍儿子的头。儿子躲了一下，撞到了我这边。我伸手扶了他一把，他的手臂隔着衣服传过来烫烫的温度。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仨又回到了从前，那些吵吵闹闹、有说有笑的日子。
可我知道，回不去了。回去的路已经走完了，面前是一条新的路。这条路怎么走，我们都还不知道。
儿子开学那天，我和她一起送他去学校。寄宿制高中，每两周回家一次。儿子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挥了挥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站在我旁边，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楼里，轻轻叹了口气。
“老陈，我想搬回来住。”
我转头看她。
“不是复婚，”她赶紧补充，“就是搬回来住。儿子周末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不用他两边跑。平时我们各过各的，互不干涉。房租水电我出一半，饭可以轮流做。你觉得行不行？”
我想了想：“行。”
“那我这周末就搬。”
“我去帮你。”
“不用，没多少东西。你帮我收拾一间屋子出来就行。”
“哪间？”
“书房旁边那间，朝南的那间。采光好，我有时候要在家办公。”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把书房旁边那间屋子收拾出来。那间屋子以前是杂物间，堆了很多旧书和旧衣服。我清理的时候翻到一个纸箱子，里面是我们结婚时的照片。有一张是我们在老家院子里拍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我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两个人都笑得有点傻。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是她的笔迹：“陈卫国和方小萍，1998年春天。”
方小萍，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人叫了。我几乎忘了她还有这么个名字，带点乡土气，和她现在的身份格格不入。可那是她的名字，是她在认识我之前就有的名字。
她搬回来那天是个周六，儿子不在家。她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轻装简行。我帮她拎到那间收拾好的屋子里，她站在门口看了看，点点头：“挺好的，谢谢。”
“不客气。”
然后她关上门，我回到客厅。一墙之隔，能听到她在里面收拾东西的声音，窸窸窣窣的，很轻，但是听得到。
我们就这样重新住在了一个屋檐下。周一到周五，我们各上各的班，各吃各的饭。有时候她回来得早会多做一点放在锅里，给我留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我回来得早也会顺手帮她带一份她爱吃的那家卤味。周末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默契地配合着，一起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问他在学校的情况。儿子渐渐话多了起来，有时候会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俩现在像合租室友。
她笑着回了一句：“合租室友也挺好，互不拖欠。”
我接了一句：“对，房租水电两清，谁也不欠谁。”
儿子撇撇嘴：“你们俩真没劲。”
可我知道，儿子是高兴的。他脸上的笑比以前多了，说话也比以前放得开了。有一回他甚至在饭桌上说起班上一个女生，说完之后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脸涨得通红。她笑得前仰后合，拍着桌子说：“行啊陈子轩，有出息了。”
儿子叫陈子轩，随我姓，名字是她起的。她说子轩这两个字好听，像个读书人的名字。那时候她还说，以后要让孩子多读书，不要像我们一样，一辈子在官场里打滚，沾一身洗不掉的泥。
后来儿子确实爱读书，作文写得特别好，语文老师说他将来可以当作家。儿子回来跟我们说的时候，她眼圈红了，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我在市委的工作越来越顺，她分管的几个项目也做出了成绩。有时候市里开大会，我们会在会场碰见。她坐在乡镇和市直部门负责人的区域里，我坐在主席台上。她发言的时候我看着她，条理清晰，数据翔实，语气沉稳，和以前那个在乡政府食堂跟我絮絮叨叨说村里事情的女人完全不同了。
有一次会后我们在走廊上碰见，她对我点了点头，叫了一声“陈副书记”。我说“方局长好”，两个人擦肩而过，像所有官场上的同僚一样客套而疏离。
可走过之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她也正好回头。四目相对，她笑了一下，我也笑了一下，然后各自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她已经做好了饭。两菜一汤，摆在餐桌上，她坐在对面看手机。看到我回来，她放下手机，给我盛了一碗饭。
“今天会上你讲的那个产业融合的思路，挺好的。”
“你听进去了？”
“废话，我坐在下面记了满满两页纸。”
“你以前可不爱记我的讲话。”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你是我丈夫，你说什么我都觉得你在教训我。现在你是陈副书记，你讲的东西确实有道理，我为什么不听？”
我被她堵得哑口无言，低头扒饭。她在对面笑了一声，笑声很轻，但我听到了。
那天吃完饭，她没有立刻回自己房间，而是坐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电视。我在旁边看文件，两个人隔着一个茶几，各看各的，谁也没有说话。电视里播的是一个家庭剧，夫妻两个在吵架，吵得声嘶力竭，摔盘子摔碗。
她看了一会儿，拿起遥控器换了台。
“太吵了。”
“嗯。”
“老陈。”
“嗯？”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当初好好说话，不吵架，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想了很久，放下手里的文件看着她。
“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因为吵架。是因为我们都太想证明自己了。你想证明你不靠我也能行，我想证明我能把你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都在证明自己，没有人去想对方到底要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轻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那时候我一心想着往上走，想证明给所有人看，我方小萍不是靠关系上来的。可我越往上走，越发现你在我前面，我怎么追都追不上。后来我就想，干脆不追了。不追了，也就不恨了。不恨了，才能好好过日子。”
“现在还恨吗？”
“早就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我忙得很，没空恨你。”
她说完这句话，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回自己房间去了。门关上的时候，我听到她哼了一句歌，很老的调子，像是我们年轻时候流行的曲子。
那一刻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她喝了一半的水杯，杯口留着淡淡的唇印。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我们还在谈恋爱，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抱着我的腰说：“老陈，以后不管多难，咱们都一起走。”
后来我们确实一起走了，只是走着走着，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一起走。
儿子高二那年，学校开家长会，我们俩都去了。班主任在台上讲高考形势，她在下面记笔记，记得特别认真。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她连班主任说的“建议家长多关注孩子情绪变化”都记下来了。
家长会结束后，我们在校门口碰见了儿子的几个同学家长。其中一个女人拉着她的手说：“陈子轩妈妈，你们家孩子真优秀，又懂事又聪明。你们两口子都在政府工作，还把孩子教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她笑着应酬了几句，等人走了之后，脸上的笑就淡了。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挺讽刺的。人家以为我们是模范夫妻，其实我们连夫妻都不是了。”
“那我们是什么？”
她想了想：“战友吧。一起养孩子的战友。”
“战友也行。”我说，“比陌生人强。”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往前走了。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等我。
“走啊，回家。儿子晚上回来吃饭，得去买菜。”
我跟上去，和她并肩走。秋天的风从路两边吹过来，卷起地上的梧桐叶，金黄色的，铺了一地。她走在我左边，距离不远不近，像很多年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样。
只是那时候她走在我右边，因为她说左边靠近马路，不安全，让我走右边。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走我左边了。我问过她一次，她说习惯了。
那天晚上儿子回来，吃饭的时候突然问我们：“爸，妈，你们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
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儿子碗里：“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
“我都十七了，不是小孩子了。”儿子把菜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我就是觉得你们现在这样挺好的。比之前你们冷战的时候好多了。”
“之前我们冷战，你不也说挺好的吗？”我问他。
“那是装的。你们以为我看不出来，其实我都知道。那段时间我晚上经常听到妈在房间里哭，爸在阳台上抽烟。我不敢说，怕说了你们更难受。”
我和她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
儿子吃完最后一口饭，放下碗筷，很认真地看着我们：“爸，妈，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我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能好好说话的。不管多忙，不管多难，都要好好说话。你们俩就是吃了不好好说话的亏。”
她伸手在儿子头上拍了一下：“你才多大，就想找对象了。”
“我说的是以后嘛。”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你给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才是正事。”
“知道啦知道啦。”
儿子笑着躲开她的手，回自己房间去了。餐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面前的饭菜还冒着最后一点热气。
“他说得对，”她轻声说，“我们就是吃了不好好说话的亏。”
“现在说也不晚。”
“是不晚。可有些话，过了那个时间点，就说不出口了。”
“那就不说。做就行。”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那个笑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她的笑总是带着一点防备，一点尖锐，像是随时准备反击。现在她的笑松下来了，像是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第二年春天，市里组织干部体检，她查出来甲状腺有个结节，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她没告诉我，我是从她单位的同事那里听说的。那天晚上我推开她房间的门，她正坐在床上发呆。
“什么时候去复查？”
“下周三。”
“我陪你去。”
“不用，我自己……”
“我陪你去。”我又说了一遍。
她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
复查那天我请了假，开车送她去医院。等结果的时候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旁边是来来往往的医生和病人。她攥着挂号单，手指微微发抖。
“你紧张？”
“有一点。”
“没事的，甲状腺结节很常见，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我知道。就是忍不住紧张。”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手指僵硬，被我握住的时候颤了一下，但没有抽开。
“老陈。”
“嗯。”
“如果真的是坏的结果，你还会管我吗？”
“说什么傻话。”
“我问真的。”
我转过头看着她。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纹，鬓角有几根白头发，皮肤不如以前紧致了，眼睛也不如以前亮了。可是她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以前没有的东西。以前她的眼睛里总是有火，有刀子，有各种各样的不甘和倔强。现在那些东西都沉下去了，剩下一种安静的、坦然的柔软。
“你是我儿子的妈，是我方小萍，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管。”
她没说话，攥着挂号单的手慢慢松开了，反手握住了我的手。
结果出来是良性的。医生建议定期复查，暂时不需要手术。她长出了一口气，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后背的衣服都汗湿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阳光特别好。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仰起头眯着眼睛看天，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笑。
“老陈，我请你吃饭。”
“好。”
我们去了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饭馆，还是那三个菜。她吃得特别香，一边吃一边跟我说她单位的事，说她最近在推的一个项目，说有个乡镇的干部特别能干，想提拔他。
“你说我是不是也变成你了？动不动就想安排别人。”
“你那是培养干部，和我以前那种瞎安排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我安排你，是因为我觉得你不行，得我扶着。你培养干部，是因为你觉得他行，想给他一个机会。不一样。”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
“老陈，你变了。”
“哪变了？”
“以前你可不会说这种话。以前你觉得全天下就你最对。”
“现在也觉得。”
她笑出声来，拿筷子敲了一下我的碗。
那天吃完饭回家的路上，她走在我旁边，脚步轻快。春风吹过来，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正好，白色的花瓣落了她一肩膀。我伸手替她拂掉，她愣了一下，然后对我笑了笑。
“老陈。”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今天陪我去医院。也谢谢你这几年，一直在我旁边。”
“不客气。”
她没再说话，我们就这样慢慢走回家。小区门口的路灯亮起来了，昏黄的光照在地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两个影子挨在一起，像很多年前一样。
那天晚上她回房间之前，在客厅站了一会儿，看着我。
“老陈，我想跟你说件事。”
“你说。”
“我不打算复婚了。”
我手里的文件停了一下。
“现在这样挺好的，”她接着说，“你有你的空间，我有我的空间，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用吵架，不用较劲，不用互相证明什么。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好不好？”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很平静，很安定，像是终于把一件想了很久的事说出来了。
“好。”
“你不生气？”
“不生气。你说得对，现在这样挺好的。”
她笑了，笑得很轻很松。然后她转身回了房间，门关上的时候没有声音。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茶几上她喝了一半的水杯，杯口的唇印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我想起今天医生说她没事的时候她长长吐出的那口气，想起她攥着我的手时微微发颤的指尖，想起她在饭馆里笑着敲我碗时弯起来的眼睛。
也许有些东西，不一定要用一个名分去框住。也许感情到了某个阶段，就不再需要那张纸来证明什么。也许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状态，不是谁属于谁，而是谁也不用属于谁，但谁都知道，对方就在那里，一转头就能看见。
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好，夜风吹过来，带着淡淡的花香。我端起她的水杯，把剩下的半杯水喝了。水已经凉了，但有一点点回甘。
明天是周末，儿子要回来。她说要做儿子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让我记得买排骨回来。
我拿起手机，给她发了一条消息：明天早上我去买排骨，你几点起来？
过了几秒钟，她回了一条：七点。你别买太多，上次买的都没吃完。
我回了一个“好”，然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厨房里传来她烧水的声音，咕嘟咕嘟的，像是某种踏实而绵长的节奏，陪着我慢慢沉入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安宁里。
我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
但我们可以走到以后。
以后的路还很长，儿子要高考，要上大学，要谈恋爱，要结婚。我们也还会吵架，会意见不合，会在某些事情上各执己见。但至少，我们学会了好好说话。至少，我们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了。至少，我们不再假装了。
方小萍还是方小萍，陈卫国还是陈卫国。我们不再是丈夫和妻子，但我们还是陈子轩的爸爸和妈妈，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认识彼此最久的人，还是在风雨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要打电话的人。
这大概就是生活吧。它不给你圆满，但它给你真实。它拿走一些东西，又留下一些东西。它让你疼，让你哭，让你以为过不去了，然后又在某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把一碗热好的饭菜放在你面前，告诉你，日子还长着呢。
客厅里的灯亮着，厨房里的水开了。她的脚步声从厨房门口经过，停了一下，又走开了。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暖黄色的光晕，轻轻笑了一下。
明天早上七点，买排骨。
日子过得比我想象的快。儿子升高三那年秋天，市里突然来了一个专项巡视组，进驻我们市委。巡视组组长老赵是从省纪委下来的，跟我认识，但不算熟。他来的第二天就找我谈话，问了一些常规问题，我一一答了。临走的时候他拍拍我肩膀，说了一句“卫国同志，你分管的那几个项目，材料准备得扎实一点，巡视组可能要重点看”。
我回去之后把项目材料翻了一遍。都是按程序走的，该招标的招标，该审批的审批，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安，那种感觉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空气里的湿度，看不见摸不着，但皮肤能感觉到。
果然，一周之后巡视组进驻了我们分管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个项目是前年启动的，市里投了一大笔钱搞产业园区建设，我是分管领导。项目的具体执行由当时的招商局负责，招商局的局长半年前被调走了，去了下面的一个区当副区长。
问题出在土地出让环节。有一块地挂牌出让的时候，条件设置得比较特殊，最后摘牌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巡视组查出来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当时的招商局副局长有亲属关系。
这个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看文件。秘书小赵进来倒水，欲言又止的样子，在我旁边站了好一会儿。
“有事说。”
“陈书记，外面在传，说巡视组可能要找您谈话。”
“让他们找。”
小赵出去了，门轻轻带上。我放下文件，走到窗边。窗外是市委大院，几棵老樟树郁郁葱葱，树叶在风里翻着白色的背面。我在这个院子里待了快三年，从市委副书记到现在的常务副市长，管的事越来越多，得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段时间我每天回家都很晚。方小萍大概是感觉到了什么，有天晚上我进门的时候，她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看一份材料，茶几上放着一杯热茶，旁边还有一杯凉了的。
“回来了？”
“嗯。”
“吃饭了吗？”
“吃了，在食堂。”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知道我不说实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在一起快二十年，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那杯热茶是她给我倒的，保温杯里温着。我拿起来喝了一口，温度刚好，不烫嘴也不凉。她站起来，把凉了的那杯自己喝掉，然后去厨房给我热饭。
“真吃了。”
“再吃点，你最近瘦了。”
我没再推辞，坐在餐桌前，看她把菜从冰箱里拿出来热。厨房的灯照着她的侧脸，她围裙也没解，大概是吃完饭之后一直在等。我心里有一瞬间的酸涩，想起以前她也是这样等我，只是那时候她等我的时候脸上写满不耐烦，现在她的神情很平静，像是等一个晚归的室友，顺手热一份饭。
菜热好了，是中午的剩菜，一盘青椒炒肉，一碗西红柿蛋汤。我吃着，她坐在对面看材料。灯光下她的侧脸被映得柔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是这两年才配的。她说年纪大了，看小字吃力。可我没觉得她老，她比我小两岁，今年也才四十三。
“最近忙什么呢？”我找了个话头。
“在做一个产业扶贫的方案，省里要推广我们市的模式。写材料写得头疼。”
“你那个方案我看过，思路不错。但有一个问题，你只考虑了种植端，加工和销售端没打通，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够。”
她抬起头看着我，老花镜滑到鼻尖上。
“你什么时候看的？”
“上次市里开会，你发言的那份材料，我让秘书复印了一份。”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茶几上，揉了揉眉心。
“你说得对，加工端确实是短板。但我们局里意见不统一，有人觉得应该先扩大规模，加工的事以后再说。”
“规模是基础，但加工和销售跟不上，规模越大风险越大。你可以先找一两家有实力的企业谈合作，把订单签下来，再倒推种植计划。”
她听了之后点了点头，拿起笔在材料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又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熟悉的认真。
“你以前可不看我的材料。”
“以前是以前。”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一点释然，也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然后她站起来，把碗筷收拾了拿去厨房洗。水声哗哗的，我坐在餐桌前，听着那声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稳。
可安稳底下压着的那块石头，并没有消失。
巡视组的动作很快，半个月之内约谈了十几个人，包括我。谈话是在市委小会议室进行的，两个巡视组成员，一个记录，一个主问。问题集中在土地出让的决策程序上，问得很细，细到某次会议谁先发言、谁后发言、有没有不同意见。
我如实回答了。那个项目的决策是集体研究决定的，我作为分管领导，在会上提过不同意见，建议对竞买人的资质条件再做一次审核，但会上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记录在会议纪要里，白纸黑字，做不得假。
但巡视组关心的不是我有没有提意见，而是那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招商局副局长的亲属关系，我们市委市政府在决策之前知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我和那个副局长不熟，他的社会关系我不了解。但巡视组不会因为你说不知道就相信你，他们要证据。
那段时间我每天回家都很累，身体累，心也累。方小萍看出来我有心事，但她没有问。我们之间的默契就是这样，你不说，我不问，但我知道你在，你也知道我在。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抽烟，她端了一杯水出来，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然后她没有走，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老陈，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我抽了一口烟，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
“有点麻烦，不大。”
“能说吗？”
“巡视组在查一个项目，我分管的。有人举报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夜风从阳台外面吹进来，带着楼下小区里桂花的香气。
“严重吗？”
“不好说。我没问题，但别人有没有问题，我说不准。如果查出来真有问题，我作为分管领导，多少要担责任。”
她转过头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神情很平静。
“老陈，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一句话？我们结婚第十年的时候，你升了副处，那段时间你天天应酬，天天喝酒，我跟你说，你不要为了往上爬把命搭进去。你当时说什么来着？”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你说，你不懂。你说官场就是这样，不进则退。你说你要是不往上走，就会被人踩在脚下。我当时特别生气，我觉得你变了。后来我也变了，我也开始往上爬，我也开始觉得不往上走就是失败。我们俩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她把水杯往我这边推了推。
“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知道，有些东西比往上走更重要。你这次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陪着你。以前是你帮我，现在轮到我帮你了。”
我看着她，心里那块石头突然轻了一些。她说“我陪着你”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知道，这四个字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曾经那么要强，那么怕被人说是靠丈夫的女人。现在她主动说要陪我，就是把她好不容易建起来的那个“方局长”的壳子，又敲开了一条缝。
“小萍。”
“嗯？”
“谢谢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角起了细细的纹路，像秋天湖面上被风吹开的涟漪。
“谢什么，我不是说了吗，战友。”
“战友也行。”
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没怎么说话，就是坐着。她偶尔抬头看看月亮，偶尔低头看看楼下的路灯。我抽了两根烟，她把杯子里的水喝完了。后来夜风凉了，她站起来说进去吧，明天还要上班。
我跟在她后面进了屋，她回自己房间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陈，不管发生什么，别一个人扛。”
“好。”
巡视组查了一个月，最后查出来的问题在那个招商局副局长身上。他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给亲属的公司提供了便利，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收受了贿赂，但利益输送的事实是清楚的。他已经调任副区长，巡视组把线索移交给了市纪委。市纪委立案审查，他很快就被免职了。
至于我，巡视组在反馈意见里写了一句“分管领导陈卫国同志在决策过程中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坚持原则，负有一定领导责任”，建议市委对其进行谈话提醒。市委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态度很温和，说这个事责任不在我，但该提醒还是要提醒。我说我接受，确实是我没有坚持到底。
事情尘埃落定之后，我觉得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几斤力气，但同时也松了一大口气。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方小萍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她做了四个菜，还开了一瓶红酒。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系着围裙炒菜，锅铲翻动的声音和油烟的气味混在一起，屋子里暖融融的。
“今天什么日子？”
“没什么日子。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
“庆祝你还坐在家里吃饭。”
她把菜端上桌，给我倒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我们面对面坐着，她举起杯子。
“老陈，敬你。”
“敬什么？”
“敬你没变。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个不会来事的老陈。”
我笑了一声，跟她碰了杯。酒是儿子过年的时候用压岁钱买的，不贵，但喝着顺口。她喝了一口，脸就红了，她的酒量一直不行。
“巡视组那事，过去了？”
“过去了。”
“以后还会不会有别的事？”
“不知道。在这个位置上，什么事都可能来。”
她放下酒杯，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那以后不管什么事，你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别一个人扛。”
“记住了。”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低头吃菜。吃了一会儿，她突然抬起头。
“对了，儿子说他想考省城的大学。”
“好事啊。”
“他说他想学法律。”
“也行。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是正经出路。”
“可我觉得他那个性子，做律师还行，做公务员可能会吃亏。他那个人太直了，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不好吗？”
她白了我一眼。
“好，怎么不好。就是太累。我不想让他跟我们一样累。”
“累不累他自己选。他选什么我们都支持。”
她没再说什么，继续低头吃菜。我看着她，想起儿子小时候她跟我说过一句话。那时候儿子刚上小学，特别调皮，老师三天两头叫家长。有一次她从学校回来气得直哭，说这孩子随了你了，又犟又轴。我说随我好，随你有出息。她说随你才好，随我太累。
后来儿子长大了，果然又犟又轴，但书读得好，作文写得好，老师都说他有想法。她想让他轻松一点，可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轻松的。
那天晚上吃完饭，她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她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橙子，放在我旁边。
“吃水果。”
“嗯。”
她没回房间，在旁边坐下来，把电视调到另一个频道，是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中国乡村的变迁。画面里是金黄的稻田，是蜿蜒的田埂，是炊烟袅袅的村庄。她看得认真，偶尔跟我说一句“这个村我们去过”或者“这个地方像不像你老家”。
我一边吃橙子一边应着，橙子很甜，是她特意挑的那种皮薄汁多的品种。电视里放到一个老农在田里收稻子，夕阳照在他脸上，皱纹里都是光。她轻轻叹了口气。
“老陈，你退休之后想干什么？”
“退休？还早呢。”
“早什么早，你都五十多了。”
我想了想，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些年就是上班下班，开会批文件，偶尔出差调研，日子被填得满满当当。真要说退休之后干什么，我一时半会儿还真答不上来。
“不知道。可能回老家种菜吧。”
“你还会种菜？”
“我怎么不会，我小时候跟我爷爷种过。”
“你那叫捣乱，不叫种菜。”
我被她噎了一下，她笑得得意。笑着笑着，她突然认真起来。
“我想好了。退休之后，我要去乡下租个院子，种点花，养只猫。你要是想种菜，就在旁边开块地。咱们互不干扰，但可以一起吃饭。”
“你做饭还是我做饭？”
“轮流。”
“行。”
她看着我，眼睛弯弯的，像很多年前那个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笑的姑娘。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绕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最后又绕回了原点。只是这个原点跟以前不一样了，它更稳，更踏实，像一棵树把根扎进了更深的土里。
儿子高考那三天，我和她都请了假。和中考一样，我们在考场外面等。第一天她带了绿豆汤，第二天带了酸梅汤，第三天什么都没有带，因为天气预报说有大暴雨。果然，考完最后一科的时候，天突然黑下来，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一片水雾。我和她挤在考场外的棚子里，看着考生们从楼里涌出来。儿子跑出来的时候，头发淋湿了，衣服贴在身上，但笑得特别开心。
“爸，妈，我感觉考得不错。”
她冲上去一把抱住儿子，把提前准备好的干毛巾往他头上一通乱擦。儿子被她擦得东倒西歪，嘴里喊着“妈你轻点”，脸上却一直在笑。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附近找了个小馆子吃饭。儿子点了很多菜，说要庆祝解放。她由着他点，还破例让他喝了一瓶啤酒。儿子喝了一口，皱着眉说难喝，然后又喝了一口。
“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
“说。”
“我想好了，第一志愿报省大法学院。”
她看了我一眼，我看了她一眼。
“想好了？”
“想好了。我想做律师，以后帮那些打不起官司的人打官司。”
她放下筷子，伸手在儿子头上揉了一把。
“行，随你。”
“妈，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要反对？你选你自己的路，我支持你。”
儿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和他小时候考了一百分拿回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一模一样，带着一点得意，一点天真，和很多很多从心底冒出来的快乐。
那天吃完饭回家，雨已经停了。空气里全是水汽和泥土的腥甜味，路边的路灯映在水洼里，黄澄澄的一片。儿子走在前面，踩着水洼玩，她走在中间，我在最后面。儿子突然回头喊了一句：“爸，你快点，磨磨蹭蹭的。”
“来了。”
我加快了脚步，走到她旁边。她侧头看了我一眼，路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把她的脸照得很柔和。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往我这边靠了靠。我们的肩膀碰了一下，又分开了。但那一瞬间的温度，我记了很久很久。
儿子去省城上大学那天，我们俩一起送他。动车开动的时候，儿子隔着玻璃朝我们挥手，然后低头看手机，没有再抬头。车走了之后，她站在站台上没有动，看着动车消失的方向。
“舍不得？”
“舍不得。但更多的是放心。他比我们强。”
“哪方面？”
“哪方面都强。他不用活得跟我们一样累。”
我伸手接过她手里的袋子，她没拒绝。我们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她眯着眼看了看天，然后转头看着我。
“老陈，回家吧。”
“好。”
“你开车来的？”
“没有，坐地铁来的。”
“那坐地铁回去。”
“行。”
我们走下地铁站的台阶，她把公交卡拿出来刷了，我跟在后面。站台上人很多，我们站在黄线后面等车。车来的时候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车厢里人不多，我们坐在长椅上，她在左，我在右。
车开了，隧道里的灯光一闪一闪地掠过车窗，映在她脸上。她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嘴角带着一点点笑意。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心里很满，满得像是涨潮的江水，差一点就要漫出来。
我知道我们错过了很多。错过了最好的年华，错过了本该好好说的话，错过了本该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可我也知道，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追不回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剩下的日子过好。不较劲，不勉强，不假装。就是两个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中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但谁都知道，对方就在那里。
地铁到了站，她睁开眼，站起来。
“到了？”
“到了。”
她往车门走，我跟上。出了站，太阳还在头顶上挂着，秋天的阳光温和得像一杯温水。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她走了几步，回头等我。
“你走快点，磨叽什么。”
“来了。”
我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下来，碎金一样铺了一地。我们踩在那些光斑上，一步一步往家走。路上有卖糖炒栗子的，她停下来买了一袋，掰开一个递给我。
“尝尝，新下来的。”
我接过来塞进嘴里，又烫又甜。她自己也剥了一个，一边剥一边往前走。
“老陈。”
“嗯。”
“儿子不在家，晚上咱们吃简单点？”
“行，煮面吧。”
“你煮还是我煮？”
“你煮，你煮的好吃。”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那个笑很淡，淡得像秋天早晨的雾气，但实实在在的，落在她眼角细细的纹路里。
“行，我煮。”
我们继续往前走，拐进了小区大门。门口的保安跟我们打招呼，她应了一声，我没注意听。楼下的桂花开了，香气浓得化不开，她把栗子袋子递给我，弯腰去捡地上落的桂花。
“你捡这个干嘛？”
“晒干了泡茶。”
“你还懂这个？”
“跟儿子学的，他上次回来教我的。”
她把几朵桂花用手帕包好，揣进口袋里，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
“走吧，上楼。”
我跟在她后面上了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又一层一层暗下去。到了家门口，她掏钥匙开门，我在后面等着。门开了，她先进去，换了鞋，把客厅的灯打开。
暖黄色的光一下子把屋子填满了。
我换了鞋进去，把栗子放在茶几上。她去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响了一阵，然后灶台的火打着了，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熟悉的声响，心里安安稳稳的。
手机响了一声，是儿子发来的消息：到学校了，室友都不错，你们不用担心。
我把消息拿给她看。她擦了擦手从厨房出来，凑过来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回他，让他好好吃饭。”
“你回。”
她把手机拿过去，打了一行字，又删了，重新打了一行，按了发送。然后把手机还给我，转身回了厨房。
我低头看了一眼她发的消息：知道了。按时吃饭，别熬夜，有事打电话。
儿子秒回了一个表情，是一个竖大拇指的小人。
我把手机放下，靠在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厨房里传来面条下锅的滋啦声，混着水汽和葱花的香气。她在里面轻轻哼着歌，哼的还是那首老调子，很多年前的歌，歌词我忘了，但旋律熟得像是自己的呼吸。
我想，就这样吧。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不急不慢，不咸不淡。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我们不追，也不躲。就在这个屋子里，她煮面，我等着。面好了，两个人一人一碗，面对面坐着吃。吃完了她洗碗，我擦桌子。然后她回她的房间，我坐我的客厅。
天亮了，各自上班。天黑了，各自回家。
日子很长，也很短。但不管长短，有人陪着，就是好的。
儿子走后的第一个冬天，市里搞了一次干部调整。我在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上干了三年，按惯例该动一动了。市委书记找我谈话，说省里有意让我去省直一个部门当一把手，正厅级，问我什么意见。我说我考虑考虑。
晚上回家我跟方小萍说了这事。她正在厨房里腌咸菜，手上全是盐粒，听了之后停下手里的活，在水龙头下面冲了冲手。
“去省城？”
“嗯。”
“什么时候走？”
“还没定，我还没答应。”
她把咸菜坛子的盖子扣好，擦干手，走到客厅里坐下来。我跟着她坐过去，两个人隔着一个茶几，像是平常要谈正事的样子。
“你不想去？”她问我。
“也不是不想。就是觉得有点突然。去省里意味着很多事要重新开始，朋友、关系、环境，全得重来。”
“那你担心什么？”
我想了想，其实我担心的不是这些。我担心的是她。我们好不容易把日子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温不火，不近不远，安稳得像一潭静水。我要是去了省城，这潭水又会被搅动。
“你去省里是好事，”她说，“正厅级，多少人一辈子够不到的位置。你去了，以后的路就更宽了。”
“那你呢？”
“我？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刚把几个项目铺开，总不能半途走人。”
“那我们……”
“我们什么？老陈，你不会是担心我们俩吧？”她笑了一声，笑声里有一点无奈，“我们都这样过了三年了，你在市里我在市里，你去了省城就不一样了？省城离这儿也就两个钟头车程，周末回来就行。再说了，儿子在省城读大学，你去了正好可以多看着他一点。”
我被她一通话说得哑口无言。她说的都对，可我心里还是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以前是我走在前头，她跟在后面。后来她追上来，我们并排走。再后来我们分开走，各走各的，却还在同一个屋檐下。现在我要往前迈一大步，她停在原地，这种错位让我觉得不安。
“你让我想想。”
“想什么？去。这是好事。”
她站起来，又回了厨房。咸菜坛子盖好了，她又开始收拾灶台，抹布擦来擦去，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我坐在客厅里，听着那声音，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在厨房里忙活，那时候她总是带着气，锅碗瓢盆碰得叮当响。现在她做事的动静轻多了，轻得像是怕吵到谁。
半个月后我答复了书记，同意去省里。任命文件下来那天，方小萍做了一桌菜，比上次巡视组结束的时候还丰盛。儿子也特意从省城赶回来，一家三口吃了顿饭。儿子举起杯子，用茶水敬了我一杯。
“爸，祝贺你。以后我去省城找你蹭饭方便了。”
“你少来，学校食堂不够你吃的？”
“食堂哪有我妈做的好吃。”
“你妈又不跟你去省城。”
儿子看了他妈一眼，方小萍正低头夹菜，像是没听到。儿子又把目光转回我身上。
“爸，你去了省城好好干。别跟以前一样，光顾着工作不顾身体。”
“你管好你自己，少熬夜打游戏。”
“我没打游戏。”
“你妈说的。”
儿子转头看他妈：“妈，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
“我说的是事实。上次你回来，手机屏幕亮了半夜，我看到了。”
“那是查资料。”
“行行行，查资料。”
三个人笑了一阵，继续吃饭。那天晚上儿子在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学校。方小萍给他装了一大袋子吃的，卤牛肉、炸丸子、腌萝卜，塞得书包都快合不上。儿子走的时候跟她拥抱了一下，又跟我握了握手。
“爸，妈，我走了。你们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路上小心。”
门关上之后，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她站在玄关，手里还拿着刚才系围裙的带子，不知道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转身去了阳台，开始收衣服。我跟过去，站在阳台门口。
“小萍。”
“嗯？”
“我去了省城，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知道。你又不是去国外，两个钟头的事。”
“周末我回来。”
“不用每周都回。你刚去新单位，事多，先把那边理顺了再说。我这边你不用担心，我又不是一个人，有同事有朋友，忙得很。”
她把收下来的衣服一件件叠好，码在沙发上。我看着她叠衣服的动作，熟练又利落，手指划过衣料的褶皱，一下一下捋平。她叠到最后一件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
“老陈。”
“嗯。”
“你去省城之后，别一个人扛事。”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但平静底下有一点什么，像是水面下暗涌的波纹。
“这话我跟你说过。”
“我记得。”
“记得就好。”
她抱起叠好的衣服，回了自己房间。门关上的时候，我听到她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很短，但我耳朵尖，听到了。
去省城报到是周一。周日晚上我收拾行李，她过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盒药。
“这是什么？”
“你胃不好，这个是胃药。这个是你血压药，你上次体检查出来血压偏高，医生说要注意。这个是感冒药，省城冷，你到时候别逞强不穿秋裤。”
她把药一盒一盒掏出来，在我床头柜上摆成一排。我看着那些药盒，觉得喉咙有点紧。
“你什么时候买的？”
“上个月。想着你去了省城总得备点。”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
“猜的。你那天跟我说省里找你谈话，我就猜到了。你这个人，有好事脸上藏不住。”
我笑了一声。她没笑，只是把药摆好之后，拍了拍手。
“行了，早点睡。明天要早起。”
“嗯。”
她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到了那边，有事打电话。”
“好。”
她回了房间，门轻轻关上。我站在床头柜前，看着那一排药盒，看了很久。药盒上的标签是她手写的，字迹工工整整，什么药治什么，一天吃几次，饭前还是饭后，写得清清楚楚。她在最底下压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只有一句话：省城冷，秋裤在行李箱最下面那层。
我打开行李箱，最下面果然叠着两条秋裤，深灰色的，新的，吊牌还没剪。
第二天一早我出发的时候，她站在门口送我。我拎着行李箱走到电梯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家居服，头发随意扎着，没化妆，和很多年前那个在客厅里说要离婚的女人好像没什么变化，又好像哪里都不一样了。
“走了。”
“嗯。到了给个信。”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看到她转身回了屋里。门关上，走廊里安静下来。
省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忙。新单位是新组建的，班子还没配齐，我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头一个月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直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周末也没能回去，省里接连几个会，都排在周六周日。
方小萍偶尔发消息过来，问一句“吃饭没”，我回一句“吃了”，她就没下文了。有时候她会拍一张家里阳台上的花发过来，说茉莉开了，香得很。我回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她回一个笑脸。
不咸不淡，不紧不慢。
第二个月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加班到快十二点，手机响了。是她打来的，这个时间点她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我接起来，她的声音有点哑。
“老陈，你睡了吗？”
“没呢，在办公室。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就是今天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申请了交换生，明年要去国外读半年。”
“好事啊。”
“我知道是好事。就是有点突然，他之前没跟我说过。”
“他可能怕你担心。”
“我不担心。我就是……就是觉得他长大了，什么事都自己做主了，我这个当妈的最后一个知道。”
她说着说着声音有点抖。我知道她不是真难过，就是一时半会儿没转过弯来。儿子从小到大都是她管得多，现在儿子翅膀硬了，飞远了，她心里空了一块。
“他早晚要飞走的。你不是早就说过吗，他比我们强。”
“我说过吗？”
“说过。高考那会儿你说的，他不用活得跟我们一样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吸了吸鼻子，然后轻轻笑了一声。
“你说得对。是我自己没转过弯来。”
“下周我回去一趟。”
“不用，你忙你的。”
“我回去。周五晚上到，周日晚上走。”
“……行吧。那我给你留着门。”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窗外的省城夜景。万家灯火，车流如织，这座城市比市里大得多，也冷得多。可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暖意，贴着耳朵，温温热热的。
周五晚上我开车回了市里，到家的时候快十点了。门没锁，虚掩着。我推门进去，客厅灯开着，她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子。茶几上放着两盘菜，用保鲜膜封着，旁边还有一瓶酒，两个杯子。
我轻手轻脚换了鞋，走到沙发旁边。她睡得不沉，听到动静就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
“回来了？”
“嗯。你怎么不去床上睡？”
“等你。怕你回来没口热饭。”
她把保鲜膜揭开，去厨房把菜热了。我坐在餐桌前，看着她忙活的背影，突然觉得省城那两个小时的車程其实也不算远。
菜端上来，她给我倒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我们面对面坐着，她举起杯子。
“儿子的事我想通了。他要去就去，我不拦着。我就是得找个人说说，不然憋在心里难受。”
“以后有事随时打电话，不管多晚。”
“你不嫌烦？”
“不嫌。”
她低头喝了一口酒，脸微微红了。窗外有风，吹得阳台上的晾衣架轻轻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细响。她抬头看了看阳台，又看了看我。
“老陈，你在省城一个人，习惯吗？”
“还行。就是食堂的饭不好吃。”
“那你周末回来，我给你做。”
“好。”
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我碗里，然后自己也开始吃。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她局里的事，聊我新单位的事，聊儿子小时候的糗事。聊到后来她打了个哈欠，说困了，先去睡了。她站起来的时候，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按了一下，然后回了房间。
我坐在餐桌前，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完。菜还热着，她的筷子搁在碗上，一头搭着碗沿，一头搭在桌面上，像是随时还会回来接着吃。客厅里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把整个屋子填得满满的。我靠在椅背上，听着她房间那边传来的细微声响，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稳稳地托着，不慌不忙的。
省城再好，不如家里有个人给你留门。
我想，这就是日子吧。分分合合，来来去去，到最后，不过是一个人愿意等，一个人愿意回。其他的，都是虚的。
儿子出国交换的手续办得很快，秋天的时候就走了。方小萍去机场送他，回来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听着还算平稳，就是话比平时少。
“他进去了？”
“进去了。过安检的时候回头挥了挥手，跟小时候上学一个样。”
“那你怎么回来的？”
“坐地铁。你别说，地铁挺方便的，还便宜。”
“你没事吧？”
“能有什么事。他过年就回来了，又不是不回来。”
她嘴上说着没事，可接下来那几天她消息发得比平时勤。早上拍一张阳台的花，中午拍一碗自己做的面，晚上拍小区里遛弯的猫。我知道她心里空，儿子走了，家里就剩她一个人，连个说话的都没有。
“你要不周末来省城？”我在电话里说，“我这边房子有两间卧室，你来看看。”
“你的周转房？我去住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又不是外人。”
她沉默了几秒。
“那行。我周六去，周日回来。不影响你工作吧？”
“不影响。周六我休息。”
周六上午她坐动车到了省城，我去车站接她。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头发烫了，微微卷着，比之前看起来精神。她站在出站口的人流里张望，看见我之后招了招手，拖着一个小行李箱走过来。
“你这地方真大，出站口都找了半天。”
“省城嘛。走吧，车在那边。”
她跟着我走到停车场，坐进副驾驶。我发动车子的时候，她从包里掏出一袋东西放在我腿上。
“什么？”
“你爱吃的那个酥饼，我早上起来烤的。还热着，你尝尝。”
我单手打开袋子，拿出一块咬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不太甜，酥得掉渣。她看着我吃，嘴角弯了弯。
“好吃吧？”
“好吃。”
“那就行。开车吧。”
到了我住的地方，她里里外外转了一圈，评价了几句，说房子还不错，就是厨房太小了，冰箱里全是空的。然后她把行李箱推进次卧，把衣服一件件挂进衣柜，又从箱子里拿出自己带的床单铺上。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忙活，感觉像是回到了市里那个家。
中午她下厨做了两个菜，都是家常的，青椒肉丝和番茄炒蛋。我吃了两碗饭，她看着我吃，自己只吃了半碗。
“你吃这么少？”
“早上吃多了。”
我知道她是累了，坐车加上收拾东西，没什么胃口。我没戳破，把碗筷收了去厨房洗。她靠在客厅的沙发上，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洗完碗出来，看到她歪在沙发上，呼吸均匀，手里还攥着遥控器。电视没开，屏幕黑着，映出她蜷缩的轮廓。我轻手轻脚拿了一条毯子给她盖上，她动了一下，没醒。
我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拿起手机看新闻。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她细微的呼吸声和窗外隐约的汽车声。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脚边的地板上，一小片暖融融的光。那一刻我觉得，省城这个地方，好像也没那么生分。
她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快一个钟头。她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到我在旁边，有点不好意思。
“我怎么睡着了。”
“累了吧。”
“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现在睡够了？”
“够了。”
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出来的时候精神多了，主动说要出去走走。我陪她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秋天的省城满城都是银杏，公园里更是金黄一片。她走在银杏大道上，脚下踩着厚厚的落叶，沙沙地响。风一吹，叶子从头顶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她仰起头看了好一会儿。
“真好看。”
“以前没发现？”
“以前哪有时间看这个。每次来省城都是开会，开完会就走，连这条路都没走过。”
她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拉我给她拍了两张。她站在银杏树下，微微侧着头，风吹起她的头发，阳光从枝叶间筛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她身上。我按下快门的时候忽然觉得，她这些年好像没怎么变。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人，只是眉眼间的东西不一样了。以前她看什么都带着一股冲劲，像是在跟谁较劲。现在她看什么都慢，慢悠悠的，像是在品。
“拍好了没有？”
“好了。”
她把手机拿过去看了一眼，嫌弃地说我拍得不好，把她拍矮了。我说是你自己站的姿势不对。她白了我一眼，又自己去拍风景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的饭，一家小馆子，她说比食堂强多了。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她忽然问我：“你一个人在这边，晚上都做什么？”
“看文件，有时候出去走走。”
“不闷？”
“习惯了。”
她没再问，走在我旁边，脚步不紧不慢的。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在身后，一高一矮，挨在一起。走到楼下的时候，她忽然停住脚步。
“老陈。”
“嗯？”
“要不我调过来吧。”
我看着她。
“局里之前找我谈过，说省里有个岗位，问我想不想来。我一直没答复。今天在公园里走了一圈，觉得这边挺好的。树多，路宽，人也松快。”
“什么岗位？”
“省农业农村厅的一个处室，搞产业融合的。跟我现在做的事对口，级别平调，但平台大一些。”
“你想来？”
“我想试试。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不搬到你这里住。我自己找个地方，租也行，单位有周转房更好。咱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各住各的，周末一起吃饭。你觉得行不行？”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行。”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松松散散的，像是秋天里最后一片从树上落下来的叶子，不急不慌的，落在地上就落在地上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回去就打报告。”
她回市里之后，调动的程序走得很快。省厅那边正好缺人，她又有基层经验，面试和考察都很顺利。不到两个月，调令就下来了。她在省城分到了一套小周转房，离我住的地方坐地铁四站路。搬家的那天我去帮她，东西不多，两个行李箱一个纸箱，和当年从家里搬走的时候差不多。
收拾完了之后她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环顾了一圈，说：“比市里那间大点，就是没什么家具。”
“慢慢添。”
“不急，先住着。”
她在这里住下之后，我们的生活模式和之前差不多，只是距离从两个钟头变成了四站地铁。平时各忙各的，偶尔发个消息，周末聚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在她那里，有时候在我这里。她做饭，我洗碗。吃完了坐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或者下楼走一走。十点左右她起身回去，我送她到地铁口，看着她刷卡进站。
有一次周末她来我这里，正好赶上下雨。吃完饭雨还没停，反而越下越大。她站在窗边看了看天，说算了，不回去了，在你这凑合一晚。她去次卧收拾了一下，自己铺了床。我坐在客厅里看文件，她洗漱完了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搭在肩上，穿着自己带来的睡衣。
“有吹风机吗？”
“洗手间柜子里。”
她找了吹风机，站在镜子前吹头发。嗡嗡的声音从洗手间传出来，混着窗外的雨声。我坐在沙发上，听着那些声响，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踏实。
她吹完头发出来，在客厅站了一下。
“老陈。”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到底算什么？”
我放下文件，看着她。
“你想说什么？”
她走过来坐在沙发另一头，腿蜷起来，下巴搁在膝盖上。灯光照着她的侧脸，她的表情很安静。
“儿子上次打电话回来，问我们复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上来。”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跟你爸现在这样挺好的，不用非得住一个屋，但有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对方。他说他懂了，说我们比很多没离婚的夫妻还像夫妻。”
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笑里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后来想了好几天，觉得他说得对。我们确实比很多没离婚的夫妻还像夫妻。可我们又不是夫妻。这算什么事。”
我想了想，认真回答她：“算过日子。两个人把日子过好了，叫什么名分，没那么重要。”
她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是我又想多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回次卧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陈，晚安。”
“晚安。”
那晚雨下了一整夜，我半夜醒了一次，听到雨点打在空调外机上的声音。起来倒水的时候路过次卧门口，门缝里透出一点点微光，是她忘了关床头灯。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推门进去，只是站在门口听了听里面的动静。她呼吸很轻，睡得很安稳。
我回了自己房间，躺下来继续睡。雨声密密匝匝的，像一层厚厚的帘子把整个世界都隔在外面。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住在县委大院后面的一间平房里。也是这样的雨夜，屋顶漏雨，她拿脸盆接水，我爬到房顶上盖油毡。下来的时候浑身湿透，她一边骂我不要命了一边拿干毛巾给我擦头。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可从来没有想过分开。
后来日子好了，房子大了，反而差点散了。
窗外的雨还在下，不急不缓的。我闭上眼睛，听着那雨声，慢慢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早饭，小米粥和煎鸡蛋，还有昨天剩的酥饼。她坐在餐桌前等我，看到我出来，指了指墙上的钟。
“快吃，吃完送我上班。”
“你自己坐地铁不行？”
“不行。下雨天不想挤。”
我笑了一声，坐下来跟她一起吃早饭。粥是温的，鸡蛋煎得正好，酥饼还是那个味道。窗外的雨停了，天边露出一点淡青色的光。她吃得快，吃完去换衣服。出来的时候换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头发盘起来了，看起来利落又精神。
“走了。”
“走吧。”
我拿起车钥匙跟她出门。楼道里很安静，电梯还没到，我们并肩站在门口等着。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又抬头看了看电梯门上的数字。门开了，她先进去，我跟在后面。电梯下行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
“老陈，我调过来之后，离你近了，你是不是有点不习惯？”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那就好。”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她走出去，步伐轻快。我跟在后面，看着她走向车棚的背影，忽然觉得，从市里到省城，从分居到近邻，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好像又回到了一起出门上班的早晨。只是这次，她在前，我在后，两个人都走得不慌不忙。
车子驶出小区，汇入早高峰的车流里。她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后退的城市，忽然说了一句：“老陈，你说我们以后就这样了？”
“哪样？”
“就这样。不近不远，不冷不热，不咸不淡。”
“你觉得不好？”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一点光。
“我觉得挺好。”
我笑了一下，打了一把方向盘，拐上了她单位门口的那条街。车在路边停下来，她解安全带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晚上来我那儿吃饭，我买了排骨。”
“你还会做排骨？”
“学呗。”
她推开车门，下去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弯的。
“行，那我等着。”
车门关上，她走进单位大门，没有回头。我坐在车里看着她汇入人流，直到她的身影被办公楼吞没。然后我发动车子，汇入早高峰的车流，往相反的方向开去。
后视镜里，她单位的大楼越退越远，最后缩成一个小小的灰点。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初冬的风灌进来，有点凉，但很清醒。路边的梧桐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蓝色的天空。我想起昨天她在沙发上的那个问题，又想起我的回答。
名分不重要。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
我们花了小半辈子才明白这个道理。不算早，但也不算晚。剩下的时间还够，够我们把以前没过好的日子，重新过一遍。
全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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